●贾若（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客座讲师）正规实盘配资炒股开户网站

中国现代建筑的“出生”，是与一种“现代、自由”的“爱情观”在国内的出现与流行并行的——它出现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传统封建制度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脱离包办婚姻的20世纪初。第一位中国女性建筑师——林徽因（1904—1955），也成为“爱人”这一新观念范式中的典型代表。近些年来，通过众多影视剧及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有关她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被戏剧化。然而，她作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中的杰出一员，参与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学科和建筑教育的事业，对她不应简单直白地贴上某种标签，或有意无意地因为渲染“浪漫关系”而消减其专业性的建树与价值。

林徽因，被认为是第一位中国女性建筑师，也可说是在中国被谈论和书写最多的建筑师之一。多重方面的原因，使她成为了一个为时长久的热点话题。

林徽因在山西考察古建筑。资料图片

2023年初搜索已出版的中文书籍，有453项在标题中含有她的名字，大多出版于2004年以后——相关出版数目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相对稳定地每年新增1—3项后，在2004年新增数量首次达到两位数。在2010年，与林徽因有关的出版物呈现出大爆发趋势，其中仅2015年一年就新增了52项。出版数目在2019年以后，则又大幅度地减少。

林徽因在世期间，并未单独出版过任何一本书——虽然截至2023年，已有391项书目注明由其编纂，大多数也是2010年出版的。

同时，她还长期处于互联网“顶流”：百度上，关于“林徽因”的查询结果，超过最大容量1亿条。大众媒体对林徽因的首要关注点，是她的爱情生活——尤其是关于她与三个男人的“陈词滥调”：首先是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于1921—1924年期间对她的追求；其次是和她于1928年成婚的丈夫——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名门之后梁思成；最后是她的亲密好友——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关于他因为钦慕林而终生单身的说法流传甚广。

这些对其爱情、兴趣的关注和对林徽因才华的讨论紧密相关。比如诗歌和戏剧上，她与徐志摩以及泰戈尔的对话；艺术和建筑上，她与梁思成及其他同事创建了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学科的基础。作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一员，她于1924—1927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取得艺术学士学位，尽管当时建筑系不招女生，但她有在建筑系担任助教的工作经历。梁思成则取得了建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据传他的专业选择是基于林的影响——林很早经欧洲旅行的启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再者，她的美貌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这其实是以舆论结构取向延续了一种图像时代媒体的创造——林的早年照片被与徐梁相关的其他女性形象放在一起面对大众的评价、比较、竞争。这似乎是把她“封印”在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物化形象里了。类似的“才华”讨论，也在她与冰心、凌淑华等同期女性作家间展开。她还被拿来与其他时期的女性进行比较、讨论：从同姓的“才女”——四大名著《红楼梦》中的虚构人物“林黛玉”，到当代体育明星谷爱凌，抑或是她知名的艺术家、建筑师侄女林璎。

林徽因的当代“翻红”，或许可以追溯到一部2000年主要围绕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而展开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名字取于林徽因的一首诗，也是现在最出名的一首。然后，又出现了更多关于林徽因的讨论和话语的两种分野：一种有明显的浪漫化和戏剧化的再创造倾向；另一种则反对提及与其相关的浪漫关系和人生故事，认为这降低了她的专业价值，强调要历史和学术地研究“真正”的林和她所做的工作。她的儿子梁从诫1999年首次编辑出版了林的文集；而她的“建筑师”角色，则由她生前最后所在的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重申。在2004年她百年诞辰时，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建筑师林徽因》（书名源于梁思成为她的墓所设计的碑文）一书，并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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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中国女性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时代，有良好教育、国际眼界、文艺追求的林徽因，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交流中的一个代表性节点人物。除了诗人徐志摩、建筑家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她与胡适、沈从文等人在文学方面的交流，也引起广泛关注，以至于文学评论家宋伟杰评价称：“林是京派文学的灵魂。”这种对于杰出人物之间关联的聚焦，却也夹杂着中国思想界至今延续的精英主义。但在林的具体例子中，我们也看到她带着天然的灵动、发自内心的专注和激情，比如，她会去和8岁的女儿讨论古建筑考察的事情，或者在农村向匿名手艺人学习制作陶器。

徐志摩在诗歌中表达过的爱情理想，其实被林徽因和梁思成以建筑学的方式具象化了。在他们的美国密友费慰梅1994年的作品《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以及央视2010年的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中，涉及林徽因在建筑专业和个人发展方向的讨论，都将她和梁思成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即林和梁的“终身伴侣/搭档”的成功案例，成为“五四”一代之后追求的理想现代爱情的模板。

总体上，林徽因作为一个多维、立体的个体，存在于复杂网络之中。她的创作、交流，包括和梁思成在建筑方面的合作，可能并不是既定意图导向的——即一开始便锁定目的出版成书，或者将设计作品付诸建设实际等——而是出于共同的好奇、兴趣和正向合作力。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权力”一说，即使林被描绘成梁的得力助手，以及身为妻子不得不承担家庭琐事。伴随林的诗歌、文章以及参与设计的作品发表——除一些书籍杂志的封面设计外，最为人所知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49）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3），她的思想和工作多通过生活书信、工作文稿和设计修改意见等档案得以保存并影响后世。

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她在有生之年，有着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伙伴和兴趣。这些表现出的波动和变化，是多方面的——包括艺术、建筑、诗歌、戏剧、文学等。她的生活，其实是由多种“媒介”所联袂构筑的，并非仅是她和梁的人生伴侣以及交织的共同作者关系。

重要的是，她的确是一个心中有爱、有家国情怀的人。不同于世间主流定义的“爱人”，林徽因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爱是一种类似斯宾诺莎理论中的“生命的正向力”，交织在她的生活、感受、情绪，她的活力和敏感之中，广泛存在于许许多多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以及物质性的“多余”和“琐碎”之中——类似她在自己的小说《九十九度中》里所呈现的蒙太奇式手法。她给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写道：“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这样，或许她身上的“现代性”幸运地与世俗、功利擦身而过正规实盘配资炒股开户网站，不论是对于爱情，抑或是对于建筑。而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切口”，透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心、家国情怀和走向现代化的情感、意识、观念，进而体会到“重访林徽因”的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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